党风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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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崔：为了大地的丰收
作者：张红 饶新冬 兰锋 吴美章 来源：
发布日期：2006-08-27 08:26:56 阅读：2207次
     2006年3月10日，一个平凡而繁忙的日子：
    在海南省三亚市福建南繁育种基地，水稻育种专家们像往常一样，汗流浃背地坚守在各自的试验田里。这是水稻抽穗的关键季节，杂交与选种迫在眉睫。
    福建农林大学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杨仁崔教授，一大早就领着一拨育种专家，奔波几十公里，从三亚赶到南繁育种基地所属的藤桥点，兴冲冲下了自家的10多亩试验田。育种材料长势良好，繁殖隔离带的情况也不错，杨仁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中午时分，来不及吃饭，杨仁崔领着那一拨人风尘仆仆地返回三亚，计划午休之后，再带另一拨同行赶去藤桥基地观摩并洽谈科研合作事宜……
    2006年3月10日，一个令人无比痛惜的日子：
    匆匆赶到三亚的杨仁崔，照例舍不得花住宿费，他拎着行囊走进了一位老朋友的家。
    阳春二月，海南大地已是酷暑逼人。连日奔忙，一向自信身体很棒的杨仁崔，不禁感到疲惫万分。朋友家的老保姆也看出了，这位年过六旬的老教授满脸倦色，便安排他躺下休息。
    老保姆带上门外出。她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小时之后，当她返回家中时发现：杨仁崔已经昏迷！
    杨仁崔被送往三亚市人民医院。他突发脑溢血，病危！
    消息火速传回福建，省委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全力抢救！
    福建海南两省迅速协调有关部门，协力抢救。与此同时，省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干部保健委员会办公室的干部和省立医院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的两名资深专家，福建农林大学有关领导迅速飞抵三亚。
    杨仁崔教授的病情牵动着大家的心——
    三亚市长、市委组织部长等多位领导赶到医院探望；
    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我国著名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嘱夫人赶到医院探望；
    ……
    抢救持续了10天。可惜，在这场天使与死神的争夺战中，我们没能获胜……
    3月21日，63岁的杨仁崔教授溘然长逝。这位把“让中国人不仅吃饱而且吃好”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一生在田野中撒播希望的科学家，这位向党宣誓“永远忠诚于党和人民，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共产党员，默默地走了。
    杨仁崔教授逝世的消息引起了省委的高度关注：
    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黄小晶多次批示，要大力宣传杨仁崔教授的先进事迹，学习杨教授真正为了人民，孜孜不倦致力于科研事业的精神。省领导王三运、李宏、张燮飞、唐国忠、汪毅夫等也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学习、宣传杨仁崔教授的感人事迹。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杨仁崔是农民的儿子，1943年出生在晋江东石镇郭岑村。
    60年前的郭岑是个贫瘠、偏僻的小渔村。人多地少，村子里的几百亩沙滩地，年年岁岁只长红薯。
    杨仁崔家兄弟姐妹7个，他排行第6。父亲杨文脾是个孤儿，年轻时为生活所迫下南洋谋生，辛勤打拼若干年后，返回老家种地。杨文脾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他希望孩子们能有文化。因此，尽管生活艰苦，他仍执著地供孩子们读书。
    杨仁崔上学那一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是阳光灿烂的年代：到处是胜利的歌声，到处是美丽的鲜花，到处是翻身农民欢欣的笑脸……诚如杨仁崔后来在入党志愿书中所写：“我完全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小学的第一课就在幼小的心底里播下热爱党的种子”。
    “红领巾，胸前飘，少先队员志气高。”小小的杨仁崔心中充满着激情，他和当年所有的少年儿童一样，时刻准备着，为国立功劳！
    杨仁崔为国立功劳的“准备”，就是努力学习。
    那是一段艰苦的历程：学校设在祠堂，教室里光线昏暗。学生得自带板凳上课。煤油灯下写作业，夏夜蚊虫叮咬，冬夜海风呼啸……光着脚板，穿着哥哥们退下来的旧衣裳，杨仁崔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小学期间，学校曾两三次敲锣打鼓上门报喜。12岁那年，杨仁崔顺利考上安海镇养正中学。他兴趣广泛，尤其喜欢物理，考试经常得满分。初中时，他着迷于航空模型，踊跃参加航模兴趣小组，立志将来成为航天航空事业的一员。他制作的航空模型经常到晋江表演，还和一名同学合作，在省运会航模比赛中获奖，并担任学校航模兴趣小组组长。高中时，他被选进二年制理工班，那是从全年段6个班级中精挑出进行缩短学制改革的试验班。
    杨仁崔梦想着翱翔蓝天。1960年，他终于迎来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高考。他的志愿是中国科技大学。成绩公布了，远远超过中国科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然而，在短暂欣喜之后，杨仁崔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他只能进福建农学院学习生物物理专业。
    从“上天”到“下地”，巨大的反差让杨仁崔一时缓不过气来。
    然而，杨仁崔毕竟是杨仁崔。他是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长大的青年，是汲取着《可爱的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精神营养长大的青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一志愿落空了，录取在农学院，但我并不难过，我有服从祖国需要的思想。”
    他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学”的意义！
    他深深记得，家乡那贫瘠的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那疲惫的身影；他深深记得，断炊的邻居从父亲手中接过红薯干时那感激的眼神；他深深记得，父亲让他把长了虫生了蛾子的红薯干咽下去时那严肃的表情。何况1960年，正是困难的年代，一餐能吃一斤的肚子被定量成了三两，牛皮菜把人都吃肿了……天底下什么事情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中国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粮食！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杨仁崔终于站在祖国需要的高度上，重新调整自己的志向。在当年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有志青年考虑的不应该是自己的利益问题，而应该是千百万群众的利益问题。”“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立志献身于祖国的农业。”他决心：将让中国人民都能吃饱饭，作为一生奋斗的目标！
    1960年国庆前夕，也就是跨入大学的第一个月，杨仁崔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不仅要让中国人吃饱，而且要让中国人吃好”
    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报效自己的祖国？杨仁崔坚定地认为，必须学好本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杨仁崔的一生，是勤奋学习的一生。
    大学期间，正逢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吃得少，一动肚子更饿。于是，遇上自修课，一些同学干脆呆在宿舍里睡觉。杨仁崔却从不原谅自己。学校的图书馆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埋头读书的身影。饿着肚子，迅速窜高的个子，使得每一条旧长裤几乎都成了七分裤。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杨仁崔攻克了学习上的一道道难关。他的日记里还记着这么一件事：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俄汉字典，他曾经去估衣店，想把自己的两件衣服卖掉……
    由于基础知识扎实，1964年本科毕业后，杨仁崔考取福建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专家卢浩然先生，从事水稻良种培育的研究。
    当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传来，杨仁崔兴奋不已。1964年11月9日，他激动地在日记里写道：“这件大事给我很大的鞭策！作为农业战线的一员，我该怎样为粮食过关、为农业现代化——这和原子弹有着同样威力（或可说威力更大）的事业尽自己的力量呢？”
    杨仁崔明白，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丰富的知识不行。中学和大学期间，他学的是俄语，读研究生期间开始接触英语，但学得不多。为了更直接地了解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动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他又刻苦地自学英语。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听磁带、背单词，一直坚持了十几年，以至英语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进入计算机时代，他又努力学习计算机。在本专业的科学技术方面，杨仁崔更是苦心钻研，力争站在国际同行的前列。哥哥杨仁狮至今还记得，弟弟小心翼翼地捧着千辛万苦从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带回的五粒超级稻种，无限感慨地说：“如果能培育出适合中国栽培的超级稻，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就可高枕无忧了！”在这个目标的激励下，长期刻苦的学习和丰富的实践，浇筑了他独特的知识结构，锻造了他攻坚克难的科研能力。
    杨仁崔的一生，是发挥专长积极奉献的一生。
    1972年，他培育出“奎福三号”水稻品种，在闽西北山区推广应用了20年；
    1980年，他运用遗传控制水稻病虫害新技术和遗传材料，培育出了高产又能抗白叶枯病、稻飞虱等病虫害的“金早六号”、“金早九号”；
    1988年，他首先发现籼稻光温敏核不育种质5460PS，这一国际领先的成果推动了国内外“两系”杂交稻的研究与育种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他用辐射诱变技术，把优质的泰国稻迟熟品种改造成可在福建作早籼稻栽培的优质稻品种——“闽香早占”……
    虽然成绩斐然，但杨仁崔始终不满足。通过多次的国际交流、学习、访问，杨仁崔将眼光盯住了日本人最早提出的单产大幅提高、品质优良、抗性较强的新型水稻品种——超级稻。
    1995年，由杨仁崔执笔的超级稻研究文章开始见诸学术刊物。他同时以专题报告的形式上报国家科委和农业部领导。
    这是“一声惊雷”！国内水稻遗传育种研究界沸腾了。
    “读了他的报告，我一个多月睡不着觉！”我国水稻研究界泰斗杨守仁教授相当激动。他郑重地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杨仁崔的报告，寄给了国务院领导。国务院一位领导当即挥笔批示：要像搞“两弹一星”一样组织中国专家会战中国超级稻！
    1996年6月，中国超级稻选育项目正式启动，杨仁崔教授就任中国超级稻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同年8月，中国超级稻研讨会在福建农业大学召开。杨仁崔同他领导下的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所，实质性地推进了中国超级稻的立项和选育的研究，参与了超级稻选育研究的重大攻关项目。1998年，由袁隆平主持的“中国超级杂交稻选育”也立了项。1999年，这两个超级稻研究项目各获得国务院总理基金1000万元。
    2001年8月24日，一个革命性的消息从云南省永胜县传出：杨仁崔带领的课题组所培育的超级稻e特优86在示范田经专家测试验收，亩产已达1176公斤。根据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专家估计，超级稻一旦培育成功，产量可达每亩1000公斤。而今，超级稻e特优86亩产已超过了这个指标，这就意味着继矮化育种和杂交育种之后，我国水稻育种实现了第三次革命。
    2005年9月，杨仁崔领衔育成的超级杂交糯稻和巨胚杂交稻研究通过了福建省科技厅的成果鉴定，成功地把中国70％以上的籼型杂交稻、部分超级稻改造成为杂交糯稻或超级杂交糯稻。专家鉴定认为，该项成果居国内外同类领先水平，每亩可增产100－200公斤，最高亩产量可达700公斤。这就意味着如果目前我国2000万亩水稻全都种上这种杂交糯稻或超级杂交糯稻，将年增长20－40亿公斤。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杨仁崔和中国的水稻育种专家一道，又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不仅要让中国人吃饱，而且要让中国人吃好！”30多年来的日日夜夜，杨仁崔脑海里始终萦绕着这句话。
    水稻单产的提升并不意味着种子质量的提高。现有杂交稻不育系都存在“包穗”，即穗子不能完全抽出叶鞘的遗传缺陷，影响了水稻种子生产的产量和品质。弥补这一“先天缺陷”的传统做法是喷施化学药品赤霉素（俗称920），这种方法成本高，污染大，过多施用还会造成种子质量下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从1997年起，杨仁崔和他的课题组开始采用核辐射和常规生物育种技术相结合的办法，达到遗传解除包穗的目的。其后，他又把这一技术应用到超级稻上，于2004年3月成功地育成了新型超级稻品种“e福丰优11”。获此消息，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专程赶到福建南繁育种基地考察，赞誉道：“这一技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随后，杨仁崔又带领着课题组育成一批长穗颈不育系和一批E－杂交稻组合，其中e福丰优11正以每年100万亩以上的速度推广种植。
    不止于此，在杨仁崔和他的课题组的推动下，适应当代人口味的质优、味美、营养的巨胚杂交稻部分品种已进入生产、示范、应用阶段；
    不止于此，杨仁崔和他的课题组先后育成水稻品种10多个，推广应用1500万亩以上，率先发现、定名并向国际学术组织登记水稻基因2个，克隆水稻长穗茎基因2个，申请国家发明专利4个，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不止于此，杨仁崔主持国家“863”计划项目、“948”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科技攻关以及福建省重大项目等科研课题30多项，鉴定科技成果近20项……
“怀着伟大抱负的人，永远有一股不倦的力量”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特别关注的问题。
    立志献身祖国农业的杨仁崔“位卑未敢忘忧国”。上世纪90年代，他断然拒绝了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热情邀请，尽管那里的科研条件更有利于个人发展，还开出了全家一起赴菲的优厚条件。
    根在中国，事业在中国！作为一名中国自己培养造就的科学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仁崔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中国科学家自己发明创造的科研成果，才能真正拥有知识产权，不受制于人；科研成果只有与中国的国情相符，才能真正推广并使广大群众受益。杨仁崔将希望倾注在广袤的田野上。为了大地的丰收，他40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历尽艰辛。
    为了加快良种繁育的科研进度，福建农林大学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所在海南三亚的福建南繁育种基地设立自己的实验田。其实，杨仁崔与三亚的不解之缘，从1973年就结下了。当时，他的唯一的“搭档”和“助手”，就是沙县农民陈启军。他们结伴来到海南的最南端——三亚崖城，开始了杂交水稻育种的首次试验。
    从福建到海南，舟车辗转，千里迢迢。事业初创，海南没有自己的基地。他们租用黎族兄弟的水田和房屋。说是房屋，其实就是一间小草棚，没有窗户，门一关，密不透风，暗无天日。雨季，屋外阴雨连绵云墨色，屋内“雨脚如麻未断绝”。自己做饭，树根、蔗头捡来当柴火；没有水，提桶走老远到井里打；没有电，油灯一盏光如豆；没有菜，水田里硕大的田螺天天煮，直将美味吃到了想吐……
    在海南，从当年11月播种到次年4月收成都属于“农忙”时节。最紧张的是做杂交季节，根据水稻遗传育种规律，选定的黄金时间也就是一年里最热的月份，一月里最热的几天，一天里最热的时辰。水烧开了，温度测准了，袋子套好了，烫花杀雄，另株授粉……杨仁崔一挽裤脚下田，一泡就是七八个小时。水田里蚂蟥多，杨仁崔用塑料布将自己的腿脚裹住。每每上了田，塑料布上爬满了蚂蟥，看了叫人心里发麻。
    杨仁崔生性怕热，一年三季几乎不盖被。皮肤过敏，后来又患上了“划痕症”，严重时洗脸手重一点，脸部就立即发红。对这样体质的人，酷暑季节上下交蒸的水田，水田里密匝匝边缘如利刃的稻叶，无异于炼狱。每每从稻田里上来，杨仁崔都仿佛从汗水中捞出，身上横七竖八布满了稻叶的划痕，又红又肿，瘙痒难当……
    2006年6月5日，我们沿着杨仁崔生前的轨迹，走访了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的育种基地：三亚市藤桥镇南田农场爱群分场新村队和潘毛队。
    出三亚市，从国道到省道，转县道到田间小路，2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体验了从城市到农村、从繁华到简陋的巨变。出藤桥镇就是10多公里的沙土路，两边椰树婆娑、橡胶树繁茂。路越走越窄，地越来越偏。司机老胡是当地人，他边开车边咕嘟：“还好是晴天，如果下雨，就出不来。”
    与我们同行的杨仁崔的学生黄荣华博士，从1991年起每年都要来海南。他说：“公路还是近几年才通的，过去只能坐柴三机进出，碰到急事到藤桥打电报，就骑自行车出来，来去一趟要2个多小时。”黄荣华把我们带到他们曾经住过的平房。房间窄小、阴暗，墙面满是虫子蜕皮后的残体。自从杨仁崔和他的学生搬走后，这里就没人居住了。“这是我住过的，这是杨老师住过的。”黄荣华的神情就像回到了家。1991年，黄荣华第一次来到新村队时，最不习惯的是上厕难。这里没有厕所，村民平时内急，就在房子的墙角或菜园子里解决。黄荣华说：“我们不好意思，每次都要跑到村子后山的橡胶园里去。还要带上棍子，先敲打一阵，害怕有蛇。”
    杨仁崔在潘毛队只干过一季，那是在1988年冬季到1989年春季。但是，今年69岁的原队长林诗英记得，“杨老师就住在我家里，早上6点起床、7点下田干活，晚上11点睡觉，剪下稻叶用玻璃瓶装着带回来做试验，晚上提着两盏汽灯到田里四处诱杀蚊虫，每盏汽灯下还要垫着一个脸盆，一个晚上下来，蚊虫足有半盆。”林诗英说，杨仁崔离开时给他留下了一盏汽灯，他一直用到1990年村里通上电。老林很快就从屋里找出汽灯给我们看：那是一盏银白色的汽灯，依然很新，可见主人对它的珍惜。
    杨仁崔的日记这么写着：“对祖国对人民怀着伟大抱负的人，永远有一股不倦的力量。”他还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我的一切属于党，人生的分秒都要为党为人民的事业效忠。”
    杨仁崔用一生的行动，践行着对党的誓言。为了寻找让中国人能够吃饱肚子的金稻穗，他真正做到了争分夺秒：
    33年间，先后40多次到海南育种试验，他总是行色匆匆，下了飞机就上汽车，下了汽车就奔试验地，满脸的尘灰来不及拂去，行囊往路边一丢，就脱去鞋袜踩下田。
    有一年，杨仁崔和学生们留在育种基地过年。大年初一，吃过早饭，学生们都在心里打鼓：该不会过年也不放假吧？果真，杨仁崔戴上草帽就出了门。
    杨仁崔想的是水稻育种，梦的也是水稻育种。1999年是杨仁崔对水稻长穗茎基因研究的关键一年。2月6日到基地后，他天天在田里观察、取样。2月11日凌晨4点醒来后，还记下了这么一段话：“巨胚的形成除了遗传性外，是否同颖花大小有关？能否同剪颖灌浆的不同条件来观察胚大小的变化？”
    家里没安电话时，家人等他回家吃饭，常常等到孩子们饿得受不了；安了电话后叫他回来吃饭，他常回答：“哎呀，没发现都这么迟了……”更多的时候是“我这时候效率正高，你们先吃，我再做一会儿。”吃完晚饭，他经常又返回办公室工作，即使是和家人围坐在饭桌前，他也经常考虑他的水稻育种，经常把面前的一碗菜都快吃光了，其余的却忘了去夹……
    “人生不可不勤奋，时光不可让它白流。”杨仁崔在日记中写道。
    翻看着他的日记，一个忙碌的形象浮现在我们眼前：
    2000年3月15日：“凌晨4时过琼州海峡，一到即改乘到三亚的汽车，7时已到基地，8时下田。一个上午作了一趟日间观察。”
    2006年1月1日：“68岁之前把e杂交稻、wx杂交稻推广应用在1000万亩以上，时间十分紧迫，主要问题是品种的审定，这是挑战。”
    2006年1月29日：“正月初一，要写出给总理的信件、关于糯稻给省的汇报、同丰乐（公司）的合同草稿，还有几位研究生的计划。”
    ……
“你们现在还年轻，一定要好好学习”
    在先后几份的入党志愿书中，杨仁崔总是写着：“努力地做一个党员应做的工作。”1985年入党之后，他更是鞭策着自己牢记党员的责任：“用有限的人生时光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杨仁崔的“多做贡献”，还体现在科研教学双肩挑。他始终坚持教书育人，培养出博士12名，硕士15名，博士后2名。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了农业科研单位的领导人或业务骨干。
    杨仁崔为培养新一代的农业科学家呕心沥血。
    翻开杨仁崔生前写下的几十本日记，学生们的名字随处可见。
    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肃对待科学的态度。
    “矮秆水稻——中国人的骄傲。”每学年的第一堂课，杨仁崔都要在黑板上重重地写下这样一句话，希望学生们积极投身农业科研事业，牢记使命，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丰硕的成果必由辛勤的汗水换来。”杨仁崔这样教育学生。
    他常对学生们说，水稻育种是一项“沙里淘金”的工作，它与物理、化学试验不一样，外部干扰因素很多，气候、土壤、遗传与表现的特殊性都会直接影响到育种的成败，所以一定要亲历亲为，来不得半点马虎。
    白天到田间实地观察，晚上准时到所里学习研究，杨仁崔言传身教，感染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2004年9月，从山东刚刚交流到福建农林大学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所学习的硕士研究生张静，上了平生最生动的一堂专业知识课。张静生长在北方，对水稻一无所知。杨仁崔便把张静带到试验田里。时至正午，艳阳高照，田水烫脚。杨仁崔掰着一株株稻穗，对着张静如数家珍般地讲解：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籼型稻、粳型稻……踩着黑乎乎的田泥，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一株株旁人看来难分彼此的稻穗，张静头昏眼花。然而，正是这个中午的切身体会，让这位年轻的北方姑娘对书本上的名词有了深刻的体认。在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如今的张静，成了水田里的一把“好手”，插秧、施肥、灌溉、收割样样精通，还顺利考上了博士生。“学‘农’就要懂‘农’，杨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无穷。”张静感慨万千。
    有一次，一位研究生因为毕业论文需要调查的数据太多，怕时间来不及，就请了几个同学帮忙一起测数字。很快，被杨仁崔发现了。盯着面红耳赤的学生，他只说了一句话：“没有自己动手，就永远无法保持数据的准确。如果研究生论文都不能亲手操作的话，以后还怎么研究！”
    “作为导师，杨教授总是要求学生们从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的角度考虑论文选题，瞄准那些处于前沿的科研项目。而且要求学生：做论文的所有试验数据，都要亲手测量。”如今已是福建农林大学水稻遗传育种研究所副教授的张书标这样说。
    2006年3月3日，杨仁崔人生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还牵挂着学生的论文：“讨论荣华学位论文，争取4月定稿，但仍要补充材料。”看到这行字，6月10日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黄荣华泣不成声……
    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杨仁崔的学生很幸福。”在杨仁崔看来，治学严谨是教师的业务体现；爱护学生则是一名教师应有的品德。
    下了田，杨仁崔总是把自己的草帽让给学生，不让他们晒着太阳；上了地，他又自己掏钱买蜂蜜分给学生，怕年轻人中暑；农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自贫困家庭。每次所里开会，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们现在还年轻，一定要好好学习，生活上有困难，我们尽量帮助解决……”
    在博士生章清杞的记忆中，杨仁崔心中就像有一张明细表，哪个学生有困难，谁家里遇上不测风云，他一目了然。2002年，章清杞准备结婚。但搞农业研究，收入不高，生活清贫，要在省城买套房子谈何容易。正当他苦恼之际，杨仁崔来了：“听说你要买房，钱够不够？不够从我这拿。”面对导师的关怀，一股暖流涌遍了章清杞全身。家境困难的学生，买不起学外语的工具。为了帮助他们，“文曲星”、“快译通”杨仁崔一送好几个……“杨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如何做学问，也教会我们如何做人。”杨仁崔的学生们对恩师的评价惊人地一致。
    2006年3月10日，我国水稻遗传育种研究界痛失英杰的日子。那些与杨仁崔关系密切、情感深挚的人们，回想起这个日子，都痛心地低语：“我真后悔……”
    老伴蔡碧茹说这话时泣不成声。3月3日，夫妻俩赴香港探亲，只呆了三天，杨仁崔便急着回来。一起走出亲戚家门，杨仁崔心怀愧疚地向老伴告别：“关键季节，我只得赶到基地，不能陪你了，你只好一个人回家了。”蔡碧茹后悔的是，自己为何不跟去三亚，跟去田间地头照顾他，不让他太累……
    学生张书标说这话时潸然泪下。3月7日黄昏，他接到了老师从深圳机场挂来的电话，询问研究所的工作情况。“农民增收、农村脱贫，繁荣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我们这些在田野上播种希望的人来说，更是责无旁贷啊……”不料老师的这一番话，竟成了遗言！
    老伙伴陈启军曾与杨仁崔相约：杨老师,你什么时候退休,我就什么时候退休。杨仁崔开心地说,那我们就一起干到80岁！3月10日中午，杨仁崔饿着肚子离开育种基地时还对人说：“启军明天就来了。”只差一天！自己为什么不提前一天到三亚呢？这位跟随杨仁崔风餐露宿田野33年的硬汉子抱憾不已。杨仁崔走了以后，陈启军在三亚基地收割种子时跌了一跤，膝盖骨折，被送回老家休养。在沙县城郊洋枋镇的一幢农舍里，腿上绑着绷带、腋下拄着拐棍的陈启军，无限深情地对我们说：“等伤好了，我要回基地，继续帮杨老师干活。”
    ……
    2006年3月24日，福建农林大学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所试验田。天方破晓，杨仁崔的灵柩静静地停在田边。
    此刻，杨仁崔的学生和他的亲人，正在举行一次特殊的“下田试验”。
    “每次出差回来，学校里的试验田都是杨老师的第一站。今天，他出差又回来了，我们还在和他一起参加试验。”学生们手扶灵柩，泪洒禾苗。
    对杨仁崔来说，这是一场最后的“试验”。30多年来，这位杰出的农业科学家在这片田里进行了数以万次的试验，而这一次，他却只能躺在田边深情注视；
    对杨仁崔的同事、学生和亲人们来说，这又是一场永远的“试验”。它的过程虽然短暂，但却永远定格在他们的心间。
    水田里的禾苗青翠欲滴，灵柩中的杨仁崔面带微笑。
    在1972年的一份入党志愿书中，杨仁崔向党保证：“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准备为党为人民承担最艰苦的工作，付出最大的牺牲，以至自己的生命，一辈子甘为人民的牛，死而后已。”他做到了。（记者 张红 饶新冬 兰锋 吴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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